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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《生命册》热血传奇手机版辅助及其他六部长篇小说
作者：热血传奇网页版 来源：http://www.softpl.com 时间：2016-04-30 10:38
十多年前，曾经留意过《羊的门》。此次读完《生命册》之后，又找李佩甫的其他五部长篇读了一遍，它们是《李氏家族》、《城市白皮书》、《金屋》、《城的灯》和《等等灵魂》。凭心而论，李佩甫的长篇质量参差不齐，让人时而兴奋时而有些失望。尤其是二〇〇七年发表在《十月》上的《等等灵魂》，描写了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任秋风的传奇，这是一个因急功近利、过度扩张而从辉煌走向毁灭的故事。但终因小说叙事的急功近利而让人颇感失望。李佩甫是个勤奋而执著的作家，他努力尝试各种不同的书写，但也不是没有规律和“模式”可循。除了《等等灵魂》是个例外，李佩甫的长篇结构基本上是一种“两地书”：乡土和城市、昨日与今天、一群人的故事和一个人的命运彼此交替运行，努力让时间呈现空间的图形，造就一种结构上的历史现实。把话说两头纳入叙事的线性是李佩甫长篇写作的惯用手法，重新洗牌，既是其叙述特色，也是其结构的套路。相比之下：《城市白皮书》在叙事视角上最富有探索性，《金屋》在象征和隐喻上有点诡异，《羊的门》在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物形象上功不可没，而《生命册》则可以看作是《李氏家族》的续写和创造性扩容，它们甚至在结尾处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总的来说，《生命册》精神意图的容积量要大大超过其他六部长篇。 近二十年的中国，以及围绕着它的中国叙事都和“变化”有着不解之缘。“变化”几近成了生活的同义反复，而追赶生活的审美却一筹莫展。文学不断重申对自己“初恋”的承诺，渴望信仰的一成不变和牢不可破，然而我们不仅仅看到的是眼前的幻象，而且只要试图抓住它们，它们就消失了。实际上“变化”是一种古怪的东西，当“变化”的意愿成为一种现实时，憧憬便化为迷惘和困惑，现代化进程就是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性的生活，“变化”既是革命的也是保守的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学的大踏步后撤有时是一种捆绑作业，是一种互为影像的镜面。当无数幢高楼崛起之时，当道路充塞着车流和人群时，那些已逝去的自然和故土便成了我们难以去除的怀想。“变化”的时代，正如马克思一八五六年在伦敦的谈话中所说的，“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”。 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李佩甫的七部长篇是这个时代“变化”的产物。《羊的门》文学成就固然居高，但就可选择的现代性镜像而言，它还处于“启蒙时期”。《金屋》、《城市白皮书》和《城的灯》虽然有所探索，并在质疑的眼光中使现代化的城市逐渐步入前台，但终因不是形式与内容间难以弥合的裂缝，就是深陷“道德陷阱”的叙事而难以自拔。想想《羊的门》中那呼国庆的离婚步骤，还有《城市白皮书》那四十二岁的副区长为达离婚目的，不惜让司机去勾搭自己老婆的伎俩，一直到《生命册》中返城后老杜的离婚计谋，都如出一辙，就可以想象道德叙事在李佩甫小说中的分量和作用。现代性的叙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，拿《城的灯》所讲述的现代陈世美来说，哪怕作者在冯家昌这个人物的内心刻画上如何努力揭示其复杂性，到头来也免不了道德评判的单一性。简单化是认识论的死敌，那是因为非此即彼的一厢情愿远离了生活的辩证法。同时，李佩甫的作品又告诉我们，凡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场景、人物和故事都是超越了简单的机械论，尊重并深切感受人生的戏剧性变化，懂得人生的邪恶冲动及其令人迷惘的性质，对于个人和时代的关系有着广阔的视野和深切的体验。《生命册》作为最近的作品，无疑具有这方面的品质。 一 《羊的门》中有一个不起眼的角色，那就是呼家堡那个愣儿头青、面粉厂的刘庭玉，“他要脱离集体，要带着老婆孩子走”。刘庭玉的出走并不是小说的主要情节，而是为刻画呼天成这个人物的点缀，一次陪衬性事件。于是，出走后的故事便销声匿迹了。但生活中离开故土的“出走”并不因此而结束，相反，它愈演愈烈并形成一股生活的潮流。李佩甫的“两地书”绝大多数就是对这一潮流的摄录，刘庭玉之后便有《金屋》中的“狗儿”杨如意，进城暴发以后回村盖起“金屋”的复仇和炫耀；《城的灯》中便有了刘汉香进城寻找丈夫的经历；《城市白皮书》中那魏征叔叔更是用自述揭秘般的口吻，讲述一段段进城做生意赚钱的故事。出走是为了进城，这既是现代性的召唤，也是现代性的诱惑。这一有关城市之谜、乡土之惑的主题时时纠缠着李佩甫，到了《生命册》便有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演练。 “这是一座挂满了牌子的城市。”“路是四通八达的，也处处喧闹，汽车‘日、日’地从马路上开过，自行车像河水一样流来流去，商店的橱窗里一片艳丽，大街上到处是人脸……可在她的眼里，却只有墙，满眼都是一堵一堵的墙。人是墙，路也是墙。”《城的灯》中刘汉香进城寻夫时就是这样的感觉，小说的叙述继续感叹，“是啊，这座城市里，她只认识一个人，可那个人已经不认识她了”。对乡土来说，城市是一堵堵墙，是陌生和冷漠的。一七六〇年，自从卢梭的浪漫主义小说《新爱洛绮思》中，年轻的主人公圣普罗伊克斯迈出了从农村到城市的第一步，这对未来的几个世纪的千百万年轻人来说就是一个原型。十九世纪许多小说的一个叙事套路就是，为了实现浪漫的自我感，即一种完美的存在，外省青年必须进城。结果总是因城市的力量过于巨大以至失去了人性的尺度。在典型的巴尔扎克的小说中，城市伸出它的铁轨，诱惑朝圣者到欲望的地域，可是欲望是那种永远不会满足的东西。恰如魏征叔叔的话：“在这座城市里，‘俘虏’最多。什么‘俘虏’？钱的‘俘虏’，钱是最压迫人的。” “我是一粒种子。我把自己移进了城市。”《生命册》就是这样开头的。李佩甫的长篇小说只有两部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：《城市白皮书》和《生命册》。前者的“我”，是一个无处可去而无处不在的叙述视角，“十二岁我生病发烧，我就不会说话了”。我只能对自己说：“病了，却一下看到了许多东西，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”来回奔波于新妈与旧妈之间，听和看成了小说的叙事方式，这方式既现实又魔幻。《生命册》不同，作为叙述者“我”，是小说的亲历者和参与者：“我之所以自己展览出来，是为了让你了解，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样的。每个人都是有背景的。一个人的童年或者说是背景，是可影响一个人一生的。比如说，在我的潜意识里，电话铃声和狗咬声是一样的突兀。不过，现在不同了。狗也到城市里来了。”在《生命册》中，“我”的故事演绎了进省城后的三十年历程。三十年的进城阅历在李佩甫的笔下是由各种嗓音构成的交响乐曲，由悲喜交织重叠的东鳞西爪，加上“我”和骆驼有形的情节和断断续续的悲欢离合，“变化”便俨然登上舞台。别的不说，以前“夜里满城都是麻将声，我听见哗啦啦的麻将声在城市的上空盘旋”，到现在到处都是狗叫声；以前“城市里到处都是火柴盒式的楼房，一栋栋‘火柴盒’，看上去没有多大的区别”，现在我“坐在国贸大厦的第四十九层，感觉就是不一样啊。旋转餐厅在不经意间缓缓地转动着，眼前就像看皮影戏一样，一座城市就在你眼前了！我不敢直着往下看，因为太高了———深圳的夜晚叫人恍惚，就像是梦境，就像是坐在云端里”。这段描写既是写实，又是隐喻，从整个小说中看去更是伏笔，它预示了骆驼以后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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