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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章涛：胸藏书手机热血传奇离线挂机万卷 笔走入云台(组图)
作者：热血传奇网页版 来源：http://www.softpl.com 时间：2016-05-16 23:54
王章涛读书时做的批注。
读书已经是王章涛的生命组成。
王章涛参加阮元诞辰250周年纪念活动。
年轻时的王章涛。
王章涛给孩子们赠书。
王章涛刻苦夜读。
人物名片
王章涛，1944年生，江苏扬州人。致力于清代学术史、园林史、书画史研究三十余年。任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，扬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，扬州学术旅游学会副会长、扬州学派研究会理事等。有专著《阮元传》、《阮元评传》、《阮元年谱》行世，分别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、三等奖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，影响颇深。另有论文三十余篇，四十余万字。
“堂前无字画，不是旧人家”，这句数百年来流传于扬州民间的俗语，道出了扬州以文化人、以文化城的传统风尚；“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，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”，这幅挂在个园的楹联，则是扬州满城书香、读书传家的真实写照。
扬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，读书人多，崇文重教的氛围浓厚。今年73岁的扬州学者王章涛，则是如今扬州读书人的典型之一，他读书、藏书、用书，以扬州历史文化资料的搜集、整理、研究为己任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坚持不懈，出版了多部扬州学派的研究著作，成为国内著名的研究阮元的学者。在王章涛的读书影响下，他的大女儿在瑞典成为知名作家，小女儿成为上海一个区的政策研究室主任。这一家子，可以说是当今扬州普通人家读书传家的新典范。
一生痴迷读书、买书、藏书
家中藏书2万多册成小图书馆
——走进王章涛的“书香人家”
“书香人家”的简与丰
走进王章涛的家，简陋是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。
王章涛的家里，简与丰构成对比极为强烈的二元色。简的是，家中电视机是老式的显像管制式，没有沙发，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饭桌。丰的是，除了厨房和卫生间，客厅、房间、阁楼无处不见书籍和手稿，尤其是80多平米的阁楼只有书柜，2万余册藏书安静地列队排放，无声地诉说着主人富庶的精神生活。
2002年，王章涛搬进凤凰新村，他选择了带阁楼的楼中楼，为的就是给书足够的空间。工程师出身的他，亲自为自己的书房设计和装修。阁楼上的两面墙、左右两间房屋都变成满满的书柜，漫溢着书香。
80多平方米的地方，藏书2万多册。书多了，为了快速准确地找到书，他还特意为他的藏书编了索引。需要什么书，翻看索引就可以找到在什么地方了。2万多册的图书，光索引就有30多万字。他说，左右两屋藏书以“经史子集”来归类，客厅中央两面书柜主要安置工具书和扬州地方文化书籍。
“我不觉得读书是一件苦事。读书能明礼守信，提升个人修养和学养，热血传奇网页游戏，能给人启迪和教益，妙趣横生。”王章涛说，自己身为一个读书人，没有富足的物质财富留给两个女儿，但给孩子们留下了精神财富，那就是良好的读书习惯。“我这里的藏书有2万多册，若是加上两个女儿的藏书，我这一大家子的藏书总共有5万册。”
“书痴”是这样炼成的
谈到读书，王章涛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。1944年，他出生于扬州的一个富裕的书香家庭，舅舅毕业于圣约翰大学，姨母毕业于当时的上海财经学院，由于深受他们的影响，王章涛从小就对读书有着特别的情愫。“小时候我就喜欢看书，家里有很多商务印书馆的书籍，放学后就偷着看书，《三侠五义》《小五义》等武侠小说看得最多，书里面天马行空的情节描写和想象力，给了我启迪和想象空间。”
由于小时候性格急躁，父母对此很是头疼，有一天特意带他去医院，医生认为，他性格没有问题，不宜打骂。正是医生的这番建议，他的童年时代不受束缚，自由自在地快乐成长。当然，他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，和邻居家小孩一起下棋、打扑克、集邮，偷偷玩爬树、钓鱼、戏水等大人禁止的把戏。八九岁时，他就开始到教场去听书，潜移默化中也对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。
王章涛对于书的痴迷,在常人眼中甚至有些不可想象，书籍成为他生活的必需品。他的老伴赵宝瑛说，年轻时候他们两口子在无线电厂上班，家里的钱都放在一个抽屉里，第二天要发工资了，王章涛前一天就把抽屉里剩下的钱“席卷一空”拿去买书。
熟悉王章涛的人都知道，他有一句口头禅：“请我吃100元的饭，不如送我10元的书。”说起自己的买书经历，王章涛回忆道：“有一次到西安出差，巧遇新华书店有签名售书，我起个大早，排到了第一个。后来，签名售书临时改到后门，我一路飞奔，又排到了第一个，如愿买到了。”
最让王章涛记忆犹新的，是20多年前的一次买书经历，“一个朋友告诉我，有一批洪为法的书要卖，其中有不少我需要的书籍，但是要花2000多块钱，当时我工资只有80元，最后我咬咬牙，还是买下这批书，后来几个月，家里人不得不跟着我节衣缩食。”
说到这，王章涛流露出对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的感激：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。他感慨道：“倘若没有她们的理解和关爱，这"冷板凳"我是坐不下来的，你说，有谁愿意让当家人不出门挣钱，而是支持他读书、著书呢？”
自学完高中和大学课程
翻看王章涛珍藏的书籍，你会发现，这些书没有华丽的装帧。他强调，他到处选购图书，不是为了收藏，不是为了装饰，而是为了自己平时的阅读研究，因此，他购买书的标准是有实用价值。
王章涛笑言，其实，从小他就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。上学时，他最喜欢去图书馆，那里藏着无限的”宝藏“，他的阅读面很广，而且，小学的语文老师布置的作文，没有规定题目，也激发了他文学创作的欲望。
刚上中学，老师布置写《我可爱的校园》，看着附中校园里的杏树、桃树，沉浸在花园般的环境中，写出情景交融的作文，受到老师的表扬；他也经常创作一些诗歌、散文，并多次向报刊投稿，可惜都石沉大海，但是，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文学青年的梦想，“肯定是我写得不够好，所以，我需要继续努力，从各种书籍中汲取"营养"。”
上世纪50年代末，15岁的王章涛辍学回家参加工作，但不管工作多忙，都要挤出时间看书。“读书收获的乐趣，会让人忘却繁琐沉重的体力活带来的劳累。”
“因为爱好文史，我立志考北京大学中文系；工作中与机电打交道，我又想考浙江大学的电机系。”王章涛回忆道，当他自学完成了高中的课程，正一心想考大学的时候，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，加上随后又是“文革”时期，他的大学梦破灭了。
求知若渴的他不甘心就这样终止求学之路，于是，他到处借书、买书，利用工作之余开始自学。王章涛每天坚持5个小时，甚至10个小时捧着书阅读，花了三四年时间，他自学完大学课程。
饱览群书笔耕不辍
成国内著名阮元研究学者
——王章涛的扬州学术研究
从文史研究开始逐渐聚焦阮元
王章涛退休前是无线电总厂工程师，他不仅买书、藏书、抄书、读书，还写书、搞研究，他更被人熟悉的身份是阮元研究学者，多年来研究成果颇丰，例如1994年10月出版的《阮元传》获得江苏省第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，2003年出版的《阮元年谱》，获得第七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……
王章涛认为，要想出成果，就需要创造性研究。他说，其实自己一开始是热衷于文学创作，例如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。由于对文史感兴趣，他着手书画史的研究，后来，又开始研究园林史，当他看到朱江写园林的著作，就另辟蹊径，改为建筑史的研究……在资料的搜集、整理与研究中，他发现海东第一通儒金正喜与清朝一代大儒阮元的师生友谊，提出“扬州三朱”之首朱鹤年是后“八怪时代”中韩文化交流使者的观点。
当他致力于研究清代学术史时，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与清代到民国相关的书籍中，几乎每一本书中都提到阮元，并以阮元的标准为标准，几乎每一件事都或多或少与阮元有关。阮元为什么在全国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。带着疑问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，王章涛开始了阮元研究。
阮元有着“一代大儒、三朝阁老、九省疆臣”之称，官高位重，学问渊博，他是思想家、著作家、文献学家，在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历史地理学、金石学、数学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，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和学术遗产。因此，研究阮元需要非常丰富的知识储备。
王章涛说，能够研究阮元，归功于他从小饱览群书，正因为有着丰富的知识积累，和广泛的社会阅历，使他后来在研究阮元时，没有从普通角度切入，而是不断迸发灵感和想法，在研究领域大展手脚。
为了研究阮元，有些馆藏古籍不可以外借，复印成本又太高，经济拮据的王章涛，跑遍扬州、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多个城市的图书馆，每天带着干粮去，只要有涉及他研究范围的图书，他都一笔一笔地抄下来，仅阮元的资料抄写本就有一大摞。后来他就养成了抄书的习惯，只要是他认为有用的内容，他都会抄在本子上，而且按照主题分类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“一般一部书抄完就需要半个月的时间，每天抄回来后，我都会研究书上的内容。”记者看见，他当年抄写的《雷塘庵主弟子记》，里面用铅笔、红色的笔、黑色的笔做出记号，这些都是他读书的“痕迹”。
《阮元年谱》凝聚30多年心血
随着《阮元传》《阮元年谱》《阮元评传》等研究阮元的学术成果陆续面世，阮元这一个在扬州历史上、中国历史上，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，越来越受到重视，也使扬州学派在清代乾嘉学派中的地位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肯定，让王章涛感到欣慰。
翻阅着书桌上凝聚自己多年心血的一部部作品，107万字的《阮元年谱》是王章涛的代表作品之一，这本很厚重的书籍，是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的，价值不言而喻。
“阮元为清代文章经济兼能的硕儒名相，在清朝中期政治舞台和文化、学术领域里起过重要作用。”王章涛说，《阮元年谱》虽为一人之史，但是，阮元特殊的身份和经历，实为当时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阮元旧谱《雷塘庵主弟子记》对阮元学术、文化、思想、成就和影响的记载极为疏略。新谱《阮元年谱》以翔实的资料，精确的考证，记叙了阮元为官的政绩和学术、文化活动，内容概括宽广，其中有不少是鲜为人知的史料，篇幅增至旧谱的七倍。
《阮元年谱》是研究清代中叶社会、政治、经济的宝贵资料，更是研究扬州学派、乾嘉学派及与之相关的清代学术、文化、艺术、科技的重要文献。阮元生平事迹、官声政绩、学术与文化成就，可以从中清晰可见。难能可贵的是，阮元的师友弟子遍天下，人又长寿，有着“主持风会数十年，海内学者奉为山斗”的地位，由他牵扯出许多重大的政治、学术、文化事件，而所有这些事件都能从《阮元年谱》中获得翔实的解答。
因此，《阮元年谱》自2003年面世以来，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，各地历史文化研究者将其作为工具书。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陈东辉指出，该书的成功是建立在作者对阮元长期研究的基础上。王章涛自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，就一直致力于清代学术史以及扬州地方文化史的研究，其中在阮元研究领略用力最多，成果丰硕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黄爱平教授认为，《阮元年谱》具有容量大、涵盖广、资料全、考证精的特点，不仅全方位、多角度地记述了阮元的生平事迹，而且折射出清代中叶社会政治的状况及其变化，同时也反映出一代学术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。相信《阮元年谱》的出版，将为学术界提供一部可资采信、利用的编年体传记资料，也将进一步推动对清代社会政治、学术文化的研究。
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冯尔康强调，《阮元年谱》拥有深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翔实资料，将是传世之作，不仅是研究阮元历史阶段的必读参考文献，也是研究阮元所处时代政治史、教育史、学术史以及某些地方史的参考书。
从阮元研究
切入扬州学术研究“研究阮元，只是扬州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切入口。”王章涛说。
在他去年出版的《扬州学术史话》里，王章涛从汉代大儒董仲舒写起，到隋唐、五代、宋代“理学”，再到清代阮元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扬州学术的演变，脉络清晰，故事详尽，勾勒出扬州地区学术史的大体轮廓。我们管窥蠡测，能够大体上知道扬州学术的成就，也就对扬州学术史有了一个总体的了解，从中感受到扬州学术的精湛博大之处，以及学者为中国学术作出的不懈努力和伟大贡献。
在王章涛看来，扬州学术史是中国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开始中国学术史是以儒学，也就是经学为主干线的结构体，尽管它也包含诸子百家。但是到了汉朝，由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，于是，中国的学术开始以儒学为主。
王章涛认为，儒学的第四个重要阶段，是在清代乾嘉学派的吴、皖、扬、常及北方一派连接下覆盖全程的，其中，以阮元为领袖，焦循、凌廷堪为辅臣的三巨头，将乾嘉学派推向顶峰，可以说，扬州学派是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。阮元、焦循、凌廷堪团结、联络凌曙、王念孙、王引之、汪中、刘宝楠、刘文淇等，共创清代儒学的辉煌，他们建立新理学道德哲学和哲学转型的社会学体系，坚持今古经文兼采、汉宋持平、中西汇通的通经致用、经世致用的宗旨，促进清代学术的活化、发展、创新、改良，与近代社会学术新思潮接轨。
王章涛说，扬州学派植根于扬州，成长于扬州，得益于扬州深厚的文化积淀，是扬州文化史、学术史进程的巅峰产物，其成因不可忽视扬州的历史文化大背景。例如，早在隋唐时期，扬州人曹宪、李善首创“文选学”，以诠释《文选》为首功，充分显露出他们在文字、音韵、训诂及考据、校勘诸方面的卓识和成就。到了五代宋初，徐铉、徐锴兄弟在家乡扬州潜心研究汉代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，成了著名的学者，后人称其为“二徐”，称赞“二徐为许氏功臣”，是“许学”的创立者。
“扬州地区有6000多年的人类文明史，扬州市有2500年的建城史，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扬州人掀起无数浪花，其中学术浪花不但绚丽多姿，而且连绵不断。”今年73岁的王章涛笔耕不息，思想求变，“对于著述计划，一方面要落实既定的规划，就我本人提出的扬州学派三巨头：阮元、焦循、凌廷堪，有年谱、传、评传系列著述，虽然已经推出不少成果，但是，还有研究焦循的年谱、传、评传，以及凌廷堪年谱、评传，这五部书大多有成稿、半成稿。”同时，他也将继续深入阮元研究。
访谈
扬州文化学术研究“精”是内核
记者：数十年来，您一直致力于扬州学派的研究，对此，您有何新研究发现？
王章涛：在研究扬州学派的过程中，深以为这个学术团队的形成，不单纯是今日学界确认的群体的集结，及其丰硕的学术成果的展现积累，同时，也深受扬州乃至全国大背景下的熏陶，尤其有一批并不隶属于扬州学派的人物，但却为扬州学派的形成作出过杰出的贡献，因此有“扬州学派边缘人物”的研究与著述。若干年前，我已经启动这一探索，对黄文旸、卢见曾、吴敬梓、李汝珍、朱筠等写有专论。初步推估，有百人之选，这也算是一个庞大的创作计划。近年来，扬州的专家学者主要针对扬州的戏曲、工艺等表演、表现、展示方面进行研究，相对而言，哲学、社会学、伦理学等方面，研究力量就显得比较薄弱。我觉得，扬州历史文化需要创造性的研究。
当然，我也将拓展视野，突破扬州地域限制，在撰写《扬州学派边缘人物》的基础上，以新的思维找出扬州地域文化、学术与其他地域文化、学术的关系。
记者：扬州的文博城建设，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力，您对扬州的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有何建议？
王章涛：目前，扬州已经实现了文博城建设的宏伟目标，能否在所建的各文博场馆里见到最顶级、专业、特色的有关该文博场馆的文献、文物资料。若这一点做不到，这一文博场馆充其量仅仅是一个旅游景点，即便游客再多，也是匆匆过客，对提升扬州文化、学术水准并无大的作用。反之，馆藏的这些丰富的文化、学术资料典藏，将满足硕士、博士生，文史爱好者，以及专家学者的“朝圣”夙愿，更可能让他们从中体会、感悟、寻觅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资料，促进他们做新的再加工，完成一般人无法替代的宣传、传承作用，使之长期发酵，发扬光大，衍生出新的学术观点和成果，服务于当今社会，也进一步提升扬州的影响力和知名度。
此外，文化交流与互动也需要多元化。我觉得，扬州景点和文博场馆之间就可以互动。例如，扬州八怪纪念馆与罗聘故居、石涛墓及其他遗迹的互动，同属于扬州画派的艺术活动与盐商文化的互动，两者本身之间就有依存关系；倘若在崔致远纪念馆设置金正喜展厅，又可与韩国书画家金正喜等人互动；扬州学派人物也不乏大书画家，而金正喜又是阮元、朱鹤年的弟子，这样又可以和扬州学派、后八怪时代的画家群互动，若依照这种指数式的比例联动起来，整个扬州的文化、学术平台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从而形成连锁效应，收到意想不到的奇效！
记者：展望未来，您觉得如何提升扬州学术研究成果，进一步挖掘古城扬州的历史文化底蕴？
王章涛：扬州文化、学术的提升，重在做大、做实、做新、做精。
做大，侧重在规模和数量，例如说，拍了几部大型电视连续剧，排了几部大型舞台戏剧，举办了几场大型文艺活动，创建了几所大型文化艺术活动场所，设置大小不同等级的讲堂，举办高中不同档次的讲座，邀请不同身份、级别的人物演讲等等。扬州文博城的建设，扬州牵头的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成功，古迹、古建筑、古遗址、古街区的重新组合并加强保护，都体现了做大、做实、做新的实际成效，当然也包括了“精”的内核。如果不致力于“高精尖”的研究，而作泛泛之谈；如果不追求攀登文化学术研究的“高峰”，而耽耽于局部、阶段性成果；如果文化学术研究失去“精”的内核，那么，这“大、实、新、精”也就不存在了。
目前扬州在文化、学术平台方面的硬软件建设，足以保障循序渐进的良性发展，无论在国内，还是国际大环境中，也是可争一雌雄的文化胜地、学术奥区，更是不可多见的学林规范营盘。但前提是，必须把并不难做的一件事，也就是所忽视、欠缺的这点“精”作弥补、增容，并进行“当随时代转”的不断改革。建议相关部门召集专家学者进行课题研究。
记者 陶敏 摄影 张卓君
作者：陶敏 张卓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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